情熱東京：1970年代回憶錄，日本最後的前衛十年

水氣氤氳的混浴澡堂、暗地騷動的昏暈戲院、
宛如都會遊牧民族的巡迴劇團……
最浪漫的日本，或許就在七〇年代

外人與日本人的界線、徒弟與師父的分際、年長者與年少者的位階，高貴優雅與低俗粗暴……布魯瑪在日本的生活完全體會了日本社會中種種二元張力的箇中滋味。或許再無一人如同他一樣，在短短六年間，濃縮密集地逡巡於日本的地下陰流。在混浴澡堂中被日本年長男女活像見識馬戲團一般地窺探身軀；地下小劇場表演中，開放隨機男子觀眾上台享受廉價性愛，上演活春宮秀；隨側刺青大師身旁，看形形色色人等前來留下不可抹滅的印記，被日本社會排拒的刺青，對他們而言卻是我族驕傲的勳章。

他不滿足於在怪奇世界邊緣旁觀，而是投身闖入日本前衛文化的核心地帶，在電影、攝影、劇團社群之間穿梭，他被舞踏創始大師土方巽戲稱為一台電視機，揶揄其只知模仿而毫無個人創造力；在知名攝影師立木義浩之下擔任第二助理，勉強學習日本人尤為專精的察言觀色，卻被第一助理痛罵笨拙駑鈍；在陰暗黏臭的電影院裡，情色電影螢幕之下，觀眾席傳出不間斷的喘息聲；被電影巨匠黑澤明折騰了整個下午，卻還是沒能得到一個即使只是一瞥而過的小角色。

伊恩與唐十郎的「狀況劇場」團隊一同在河岸邊搭起劇場帳篷，像個家庭與手足般相濡以沫、搭乘小巴士在日本巡迴，親眼見識了這群前衛藝術分子狂亂不羈的生活方式：一言不合便是酒瓶橫飛，劇團頭子朝自己妻子砸去菸灰缸，對來訪客人拳打相向更是家常便飯……舞台上的衝突與激烈延伸至舞台之外，表演與生活之間對他們而言並沒有明確界線，他們是貨真價實的世界邊緣棲息者。布魯瑪全然開放，全心全靈體會，對自己的外人身分時而享受、時而沮喪……來自西方的年輕人以為自己已經是團體內的一分子，最終卻帶著外人永遠是外人的遺憾而離開……

《零年》作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少年時期亟欲逃離家鄉海牙，遠離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氛圍，在那個西方青年一批一批前往印度尋求性靈昇華的嬉皮年代，一場於阿姆斯特丹密克里劇院的寺山修司劇團天井棧敷演出，在他心中早早便埋下了日後前往日本的種子。求學階段他行經加州、再輾轉來到了東方的日本，恰好遇上了一群苦惱於國家日趨西化的日本人前衛分子，他們掙扎脫下模仿西化的外衣，藉此擺脫由此而來的自卑。布魯瑪和這些日本人，對自己身處環境與國家的「優雅」背景，深感不耐。他們是導演、劇團人、攝影師、刺青師等藝術家，將脫亞入歐下日本被隱藏的陰暗、怪奇、泥臭、戲鬧精神底蘊，翻箱倒櫃粉墨登場，精心安排甚或誇張地呈上檯面。戲劇即行動藝術、藝術就是要造成衝擊與不快，在戰後邁向經濟發展高峰期的日本，這些前衛分子猶如牛蠅，刺激騷動日本這頭安然成長中的巨牛。

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情色、怪誕、荒謬」（エロ、グロ、ナンセンス）在東京的殘留，幻化為布魯瑪這樣的西方人的「底層懷舊」（nostalgie de la boue）。這是關於生性受到怪奇事物吸引的西方青年──布魯瑪，對日本投射出期待、隻身一人來到遠東追求生猛與真實的藝術場景、而一流的日本藝術家們如何看待與回應這位西方後輩的故事。在這些藝術家身上，浮現出川端康成與三島由紀夫的遺產痕跡，將離奇與細膩交揉於作品中。

在日外國人如何定義自身？親也不是、疏離也不是，日本可能的確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蝴蝶夫人」──只是更為陰晴不定、難以捉摸。可能唯有如書中唐諾德．里奇對布魯瑪所言，「你得是個浪漫派」，這意味著你必須習慣疏離，盡量不要抱持著成為日本人的希望，享受特權和禮貌性的對待，但從中伺機而動發展出親密關係。

這不只是作者的親身經驗談與怪奇錄，更是述說一段與今日我們欣賞與熟悉的日本、那親切有趣又明亮的日本，頗為生疏、充滿危險感，甚而令人不安的另一面──但就是這樣的七〇年代，扮演了承先啟後、餵養孕育了其後世界所熟知的日式文化輸出。

浪漫的前提是保持距離，然而情熱會要求你奮不顧身浸淫其中──這是布魯瑪與日本以及東京的相處之道，也是他想要告訴我們的東京情熱。